話說司馬芳殘碑
更新時間：2017-3-24 9:23:36 來源：焦作晚報
司馬防是司馬懿的父親，《三國誌注·魏書十五》記載：“父防，字建公，性質直公方，雖間居宴處，威儀不忒。雅好漢書名臣列傳，所諷誦者數十萬言。少仕州郡，曆官洛陽令、京兆尹，以年老轉拜騎都尉。養誌閭巷，闔門自守。諸子雖冠成人，不命曰進不敢進，不命曰坐不敢坐，不指有所問不敢言，父子之間肅如也。年七十一，建安二十四年終。有子八人，朗最長，次即晉宣皇帝也。”《三國誌·魏書·武帝紀》注引《曹瞞傳》：“為尚書右丞司馬建公所舉。及公為王，召建公到鄴，與歡飲，謂建公曰“孤今日可複作尉否？”建公曰：“昔舉大王時，適可作尉耳。”王大笑。建公名防，司馬宣王之父。“由這兩則曆史文獻記載可知，司馬防字建公，東漢末年曆官尚書右丞、洛陽令、京兆尹，以年老轉拜騎都尉。
1952年西安市西大街下水道溝工程中，發現一通《司馬芳碑》，出土時隻有碑石上半，且已裂為三塊。殘長106厘米，寬98厘米。篆額“漢故司隸校尉京兆尹司馬君之碑頌”四行、十五字。碑陽十六行，中間兩行損泐，存一百四十二字。碑陰上部十四行刻屬吏名單，下部十八行殘不成文，可識者四十一字。此碑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，是國家一級文物。碑文載：“君諱芳，字文豫，河內溫……”，“顯考儁，以資望之重，識……”與《晉書·宣帝紀》相校，芳的官職、族望以及卒年，與司馬防俱合。故專家一致認為此碑即司馬懿之父司馬芳之碑，毋庸置疑。可是碑上所載是“君諱芳，字文豫”，而《晉書》、《三國誌》均記載為司馬防，字建公。如果名字“芳”，“防”二字有可能是同音誤傳，那麼表字“文豫”和“建公”則相差太遠了。根據碑文末行刻“晉故扶風王六世孫寧遠將軍樂陵侯追……”，顯然這塊碑為司馬氏後世子孫所立，那不至於不清楚先人名諱。《三國誌》、《晉書》都記載司馬懿之父名司馬防字建公，特別是《三國誌》，是西晉史學家陳壽所著，成書時間於司馬氏當政時期，對於西晉皇室祖先司馬防的名字應當也不致弄錯。楊勵三先生認為史傳中的寫法是司馬彪為了避曹芳諱而改寫，不過根據現有材料並不能證明司馬彪撰《續漢書》成書於魏末，而且《晉書·宣帝紀》中司馬懿之父亦寫作司馬防，可見碑文作司馬芳的原因並非是避諱而產成的，可能有著別的原因。這個令人困惑的問題目前無解，隻能等將來發現新的文物或文獻資料來解釋了。
目前對於司馬芳殘碑的討論焦點是其刻立年代問題。史學界對此碑的年代有五種觀點：漢碑說、三國說、曹魏說、東晉說、北魏說。目前關於北魏說的支持最眾，楊勵三先生認為題銜中的樂陵侯指的是北魏時期的司馬準，故定該碑為北魏時所立。路遠先生根據司馬準降魏時間和其卒年，進一步指出此碑刻立年代在公元430年至454年之間。殷憲利先生用碑陰下部殘存的文字內容，認為此碑應刻立於太平真君元年（440年）。西安碑林博物館王慶衛通過《司馬芳殘碑》的物質形態和文本形態，對此碑進行了深入考察研究和分析判斷。認為此碑最初刻於東漢晚期，是司馬芳去世後其門生故吏所立的紀念性質的碑刻。但《司馬芳殘碑》碑額淺浮雕螭首，這種形製不會是漢碑所有，而是東晉以後的石碑式樣，是由漢代碑暈向隋唐高浮雕螭首演變時期的典型風格。碑額的篆字同北魏早期的碑額篆字頗相似，碑陽文字介於隸楷之間，碑文主體和末行書法雖有所不同，不過總體都顯示出了北魏早期銘刻體的基本特點。據此可知碑陽的主體文字和題銜書藝的差異應當是當時刻意為之的，是為了說明這兩種文本不同的來源。所以王慶衛論斷，認為司馬芳殘碑在物質屬性上整體文字均刊刻於北魏早期；文本屬性上有兩個方麵，碑文主體和屬吏屬於漢末內容，題銜和碑陰下部的司馬氏世係文字屬於北魏時期，總體來說此碑應該是初刻於漢末，到了北魏時期司馬準又重新刻石，重刻於太平真君六年（445年），不過在內容上增加了題銜和司馬氏世係的文字部分。
東晉晚期朝政實權被劉裕掌控，皇族司馬氏被劉裕迫害屠殺，一些司馬氏皇族逃出東晉，投奔北魏，受到北魏王朝的歡迎和重視。此時北魏統一北方，強調自己的正統地位，能得到西晉皇族的承認和擁戴，自然是有利於其政權的合法性和穩定性。另一方麵司馬氏皇族投奔北魏，也需要確立自己的西晉正統皇室後裔身份，確立自己的世家大族地位，才能在北魏得到穩固和發展。而重刻樹立祖先的碑刻就成為最重要的證明方式之一。司馬景之、司馬準兄弟在東晉明元帝時期投奔北魏，同時奔魏的還有司馬楚之，受到北魏朝廷的重視和禮遇。司馬準是司馬懿的七世孫，司馬楚之是司馬懿弟司馬馗的八世孫，司馬防是他們的共同先祖，北魏諸司馬氏眾人為訴求共同利益，他們選擇了司馬防這位共同的先祖立碑。選擇在長安立碑，不僅因為司馬防原碑刻立於此，而且關中初定，通過司馬氏立碑的行為，亦可以為北魏朝廷穩定關中地區的統治秩序有所助益。碑陰下部有“塋十二”、“闕”等字樣，似乎說明當時不僅僅是立碑行為，同時還有著係列的建築營建活動進行。
《司馬芳殘碑》無論是初刻於漢末還是北魏重刻，這都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司馬家族人物碑刻，具有重要的曆史價值、研究價值和書法藝術價值。
1952年西安市西大街下水道溝工程中，發現一通《司馬芳碑》，出土時隻有碑石上半，且已裂為三塊。殘長106厘米，寬98厘米。篆額“漢故司隸校尉京兆尹司馬君之碑頌”四行、十五字。碑陽十六行，中間兩行損泐，存一百四十二字。碑陰上部十四行刻屬吏名單，下部十八行殘不成文，可識者四十一字。此碑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，是國家一級文物。碑文載：“君諱芳，字文豫，河內溫……”，“顯考儁，以資望之重，識……”與《晉書·宣帝紀》相校，芳的官職、族望以及卒年，與司馬防俱合。故專家一致認為此碑即司馬懿之父司馬芳之碑，毋庸置疑。可是碑上所載是“君諱芳，字文豫”，而《晉書》、《三國誌》均記載為司馬防，字建公。如果名字“芳”，“防”二字有可能是同音誤傳，那麼表字“文豫”和“建公”則相差太遠了。根據碑文末行刻“晉故扶風王六世孫寧遠將軍樂陵侯追……”，顯然這塊碑為司馬氏後世子孫所立，那不至於不清楚先人名諱。《三國誌》、《晉書》都記載司馬懿之父名司馬防字建公，特別是《三國誌》，是西晉史學家陳壽所著，成書時間於司馬氏當政時期，對於西晉皇室祖先司馬防的名字應當也不致弄錯。楊勵三先生認為史傳中的寫法是司馬彪為了避曹芳諱而改寫，不過根據現有材料並不能證明司馬彪撰《續漢書》成書於魏末，而且《晉書·宣帝紀》中司馬懿之父亦寫作司馬防，可見碑文作司馬芳的原因並非是避諱而產成的，可能有著別的原因。這個令人困惑的問題目前無解，隻能等將來發現新的文物或文獻資料來解釋了。
目前對於司馬芳殘碑的討論焦點是其刻立年代問題。史學界對此碑的年代有五種觀點：漢碑說、三國說、曹魏說、東晉說、北魏說。目前關於北魏說的支持最眾，楊勵三先生認為題銜中的樂陵侯指的是北魏時期的司馬準，故定該碑為北魏時所立。路遠先生根據司馬準降魏時間和其卒年，進一步指出此碑刻立年代在公元430年至454年之間。殷憲利先生用碑陰下部殘存的文字內容，認為此碑應刻立於太平真君元年（440年）。西安碑林博物館王慶衛通過《司馬芳殘碑》的物質形態和文本形態，對此碑進行了深入考察研究和分析判斷。認為此碑最初刻於東漢晚期，是司馬芳去世後其門生故吏所立的紀念性質的碑刻。但《司馬芳殘碑》碑額淺浮雕螭首，這種形製不會是漢碑所有，而是東晉以後的石碑式樣，是由漢代碑暈向隋唐高浮雕螭首演變時期的典型風格。碑額的篆字同北魏早期的碑額篆字頗相似，碑陽文字介於隸楷之間，碑文主體和末行書法雖有所不同，不過總體都顯示出了北魏早期銘刻體的基本特點。據此可知碑陽的主體文字和題銜書藝的差異應當是當時刻意為之的，是為了說明這兩種文本不同的來源。所以王慶衛論斷，認為司馬芳殘碑在物質屬性上整體文字均刊刻於北魏早期；文本屬性上有兩個方麵，碑文主體和屬吏屬於漢末內容，題銜和碑陰下部的司馬氏世係文字屬於北魏時期，總體來說此碑應該是初刻於漢末，到了北魏時期司馬準又重新刻石，重刻於太平真君六年（445年），不過在內容上增加了題銜和司馬氏世係的文字部分。
東晉晚期朝政實權被劉裕掌控，皇族司馬氏被劉裕迫害屠殺，一些司馬氏皇族逃出東晉，投奔北魏，受到北魏王朝的歡迎和重視。此時北魏統一北方，強調自己的正統地位，能得到西晉皇族的承認和擁戴，自然是有利於其政權的合法性和穩定性。另一方麵司馬氏皇族投奔北魏，也需要確立自己的西晉正統皇室後裔身份，確立自己的世家大族地位，才能在北魏得到穩固和發展。而重刻樹立祖先的碑刻就成為最重要的證明方式之一。司馬景之、司馬準兄弟在東晉明元帝時期投奔北魏，同時奔魏的還有司馬楚之，受到北魏朝廷的重視和禮遇。司馬準是司馬懿的七世孫，司馬楚之是司馬懿弟司馬馗的八世孫，司馬防是他們的共同先祖，北魏諸司馬氏眾人為訴求共同利益，他們選擇了司馬防這位共同的先祖立碑。選擇在長安立碑，不僅因為司馬防原碑刻立於此，而且關中初定，通過司馬氏立碑的行為，亦可以為北魏朝廷穩定關中地區的統治秩序有所助益。碑陰下部有“塋十二”、“闕”等字樣，似乎說明當時不僅僅是立碑行為，同時還有著係列的建築營建活動進行。
《司馬芳殘碑》無論是初刻於漢末還是北魏重刻，這都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司馬家族人物碑刻，具有重要的曆史價值、研究價值和書法藝術價值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