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了元、明、清時期，由於國家統一、政治穩定、經濟發展，焦作的采煤業進入大發展的鼎盛時期。
元朝，由於國家重視和發展采煤業，民間土窯有了很大發展，煤炭成為普遍采用的燃料。意大利旅行家馬可·波羅於公元1275年來到中國，在全國各地遊曆了17年，回國後寫了《馬可·波羅遊記》，又名《東方見聞錄》。馬可·波羅在書中說：“整個契丹省到處都有一種黑色石塊，它挖自礦山，在地下呈脈狀延伸。一經點燃，其效力和木炭一樣，火焰卻比木炭更大更旺，甚至從夜晚燃到天明仍不會熄滅。這種石頭，除非先將小塊點燃，否則平時並不著火。若一旦著火，就會發出巨大的熱量。”書中的“契丹”指的是中國，“黑色石塊”指的是煤炭。這種“黑色石塊”到處都有，說明當時煤炭產地很廣泛，人們生活用煤很普遍，同時也說明13世紀的歐洲還根本不懂煤炭是什麼東西，而將其說成“黑色石塊”。當時，焦作李封一帶生產煤炭的小煤窯是相當普遍的。元至元十七年（公元1280年），曾任京兆提學、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的許衡告老還鄉，看到李封村星羅棋布的煤窯，感慨地說這裏是“臥牛之地，日進鬥金”，說明當地人民已把煤炭生產作為生活的重要收入。
17世紀中葉，明朝科學家宋應星所著《天工開物》一書，係統記載了我國古代煤炭開采技術，包括地質、開拓、采煤、支護、通風、提升以及瓦斯排放等技術，說明當時的采煤業已發展到一定規模了。《明一統誌》記載：“河南所屬十四州縣，皆出石炭。”明《寰宇通誌》更明確地列出“煤炭……俱河內出”。當時的修武縣屬於河內懷慶府。
進入清代，焦作的采煤業發展更快。道光七年（公元1827年），修武（今焦作東郊）“李河、馬村一帶就有小煤窯八百多個；采煤工人多屬雇用，人日工資約一百五十文錢”。焦作東郊廟河村在老君廟中立的道光七年(公元1827年)《創建拜殿誌》碑文中記載：“(太)行山為中州名嶽，其中足以賴者，惟煤為最，而是廟之陰，從未聞行窯之說者，丙戌冬楊□□廣業者，因山勢以度地利，糾眾集合在廟北裏許，創打煤桶十數隻，吾鄉頗利之。”一個隻有幾十戶的村落，就開鑿煤窯十幾個，可想當時煤窯之多。據史料記載：修武縣東關古驛站“武安驛”是煤炭的集散地。在道光年間，修武東關到劉橋聚集著大小煤行十八九家，運煤車晝夜不停，每天吞吐煤炭十餘萬斤。從東關碼頭經過運糧河直達天津，行銷各地，“武安驛”成為焦作煤炭最紅火的集散地。
公元1868年至1872年，德國著名地質學家李希霍芬七次來到中國進行勘探調查。其所著《中國——親身旅行和據此所作研究的成果》一書中，比較詳細地描述了河內(今沁陽)、修武兩縣土窯開采的盛況：“煤區東起修武，西達濟源，中心為清化鎮(今博愛)。”在《李希霍芬中國旅行報告書》中有標題為《太行山腳下的無煙煤礦》，則比較詳細地介紹了焦作的煤窯狀況：“太行山的斜坡沿著近乎直線向下至懷慶府平原，在山腳和平原之間有一些低山帶，它們是太行山重要的煤窯所在地。這些地方開采的煤和山西東部(指陽泉)的無煙煤同樣以堅硬、幹淨、有光澤而著稱。從所處位置來看，清化鎮的煤比山西的煤開采運輸更便利。清化鎮的煤田區域大約長20裏、寬5裏，煤層厚度4～30英尺，平均厚度超過12英尺。這裏大約有100個垂直礦井，井深120～400英尺。礦井的形狀都是圓柱形的，井口直徑5英尺。提升靠的是8個人才能轉動的大轆轤，煤炭在大籃子裏，大籃子的邊用柳條固定。每個籃子能裝120～130斤煤炭，每次提升間隔時間為3分鍾。最大的煤窯日產煤炭70噸。隨著季節的變化，煤窯用工的數量和煤炭的產量隨著減少和增加。這一地區的煤炭開采沒有任何值得一提的競爭對手，並且有現成的銷售市場。煤炭的購買者首選是懷慶府內眾多的居民，然後是沿黃河區域的居民，還有沿著渭河(衛河)到道口一帶的居民。”
李希霍芬對懷慶府河內、修武煤炭產區的調查和報告比較詳細地記載了土窯的開采、產量、提升、銷售、運輸等狀況，是很珍貴的煤炭史料，對研究焦作煤礦史有著重要價值。（未完待續）
（作者係河南理工大學退休教授、煤炭開發史研究專家）
